火线司药，想去抗大圆梦医科大；边学边干，上山砍树遭遇张思德；
毕业言情，国家卫生计生委批文终成眷属；针刺麻醉，亮绝活迷倒美国总统。
86岁的辛育龄老先生口齿清楚、思维敏捷，几十年前的往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也许学医的人就是这样严谨、缜密。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他现在还在医院工作，每周一、四出门诊、带课题组、参加博士生答辩、出席各种社会活动……穿上白大褂、打上领带、插上钢笔、别上胸卡，他还像年轻小伙一样神采奕奕。他的哥哥是战地医生，老伴是他在医学院时的同学，受他影响，家中孩子及他们的另一半也都学医。



纺织重镇小康之家
父亲哥哥支持我抗战
讲述人：辛育龄

河北高阳县离北京不远，那里纺织业红火，家家户户农忙时种地，农闲时织布、染布。我1921年出生在高阳，家里有两台织布机，母亲还找了人帮忙，开了个纺织作坊。那时我家算小康之家，衣食无忧，记得家里桌上总放着几摞铜板，谁要用钱自己拿。
我们村不大，但文化气氛浓，百八十户人家却出了好几个秀才。我一直在村里念书到15岁。父亲想让我继承家业搞纺织，但我还想继续上学，于是考到了保定。没想到刚到保定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保定失守，学没法上了，我又回到了家。
高阳是地下党的北方活动基地，我哥哥就是地下党的通讯员，负责传递文件。1937年抗战一爆发，他就参加了当地的自卫军。哥哥鼓励我抗战，父亲也支持，于是我和哥哥一起到了部队。

稀里糊涂开始学医
自制药物专治疟疾

当时哥哥在政治部工作，我年纪小，不让入伍，但我想干点儿事，于是被安排在政治部当宣传员。我记得很清楚，1938年5月1日，我正式到冀中军区报到，还在宣传队工作。
抗战刚开始，战地医务人员匮乏，宣传队里有文化的年轻人被抽调去军区国家卫生计生委学医。我被选中，到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医药班学习。我哥哥后来也学医，一直在医务处工作，不幸的是1942年牺牲了。
断断续续培训了一年，1939年6月，我被派到白求恩医疗队当司药。回忆白求恩大夫在战场上抢救伤员的情景令人十分感动，为了更多地救护伤员，他把手术室设在临近前沿的阵地上，大家都认为这样很危险，白大夫却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超人的胆量和精湛的技术既挽救了大批伤员，更深深地教育了我，从此萌发了学医的念头。
两个月后，领导又给了我一个新任务——组建冀中军区制药厂。部队卫生条件差，经常发生疥疮、疟疾等疾病，十分影响战斗力。加上药品供应量少，自己生产药物显得格外重要。疟疾是夏天的常见病，老百姓就自己采药吃。有一种叫常上的草药，据说治疟疾很管用。我们就白天上山自己采药，然后精制、提纯，再压成药片给战士吃，效果很好。

58分考进医科大学 成绩优秀初当校长
1942年，我被军区送到延安培训。当时可以自己选择入抗日大学学军，或者学习其他自然科学。我年轻气盛，想从军报国，可人家一看我简历上写着有司药经验，二话没说就把我分到了中国医科大学。
我很不情愿，虽然参加了医科大学的考试，私下里仍想办法进抗大。一个星期后，医科大学放榜，我跑去一看自己只得了58分，都没及格，垂头丧气地回招待所了。谁知道，当天下午我收到了中国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原来我光想着自己的分数，没看别人，大家成绩都不高，最后50分以上的都录取了，我还是第六名呢。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
日本投降后，中国医科大学迁到了黑龙江，我们也来到了东北。1947年我大学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进了部队手术队，学习外科。后来中国医科大学在辽宁丹东成立了第三分校，我被派去当校长。沈阳解放了，我又到辽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当了院长。

毕业离校方确定关系 国家卫生计生委批文才算订婚
我的老伴是我在延安时的同学，比我小一岁。直到学校搬到东北，我们快毕业时，才确立了关系。
在延安，同学间可以恋爱结婚，很自由。但越是那样大家越自觉，都没什么想法，一心好好学习。我也是这样，和老伴一直都只是同学。直到1947年我们快毕业了，班里只剩她一个没对象的女生。毕业了大家就要分开，于是有了点想法，经常找她聊天，说着说着就谈到了个人问题。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想，于是毕业时就确定了关系。接着给上级打报告，学校讨论同意，还要有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批文，我们才算订婚了。
老伴在沈阳给当时从香港到东北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老艺术家郭沫若、茅盾、梅兰芳、程砚秋等当保健医生。我去找她，一起参加了老艺术家的联欢会，郭沫若先生还写了副对联送给我们。后来，她送老艺术家回北平，我正好也被派到北平出差，于是1949年1月，我们在北平结了婚。
老伴是妇产科医生，因为长时间泡在药物里，她的手开始脱皮，后来改做儿科医生，曾在首都儿科研究所当副所长。

留苏接触胸外科 给尼克松表演针刺麻醉
抗美援朝时期，我被派到前线负责组织伤员运输。一次回东北大区国家卫生计生委述职，我听说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派30人去前苏联学习。我立马来了劲头，直接找到部长报名参加。
从1951年到1956年，我在前苏联学习胸外科。这是当时的先进学科，在国内是空白。刚解放时，肺结核很严重，部队里闹得也很厉害，没有特效药。我回国后不久，国家卫生计生委就在北京通县（现通州区）成立了中央结核病院，接收大量病人。我在那里组建了北京第一个专门治疗结核病的胸外科，并担任胸外科主任。
1959年，中央号召大家学习中医，我也想把中医和我的专业结合起来。药物麻醉痛苦，后遗症多，听说山西有人用中医的针灸代替麻醉，做了切除阑尾的手术，我很感兴趣，先去取经，回来也试着做。开胸腔是大手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室，终于在1964年获得成功。
这件事震动很大，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参观针刺麻醉手术是他的一项活动。当时，我和助手们在北医三院为尼克松总统及随行人员表演了针刺麻醉手术。通过这件事，过去不承认中医的人都信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