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必须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以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谈到公立医院改革，医卫界代表、委员都有种“硬骨头难啃”但不能等的紧迫感。

　　■所有人权责应明确

　　去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吴明委员和她带领的课题组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对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改革情况作了基线调查。调查发现，成效比较明显的是公立医院内部管理改革，在宏观层面，由于影响因素多而复杂，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总体来讲效果不如预期那么好。

　　吴明认为，管理体制、治理机制和补偿机制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而要想在这些方面做得好，首先要明确代表老百姓行使医院所有人职能的政府的责权。“第一个要界定清楚的是，政府对于医院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个责任应当由哪个部门行使？怎么行使？部门之间如何协调和配合？院长的责任和权利是什么？”吴明说，“对于补偿，政府要先明确，把资金投到医院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高效率、维护公平还是改善效果？这些都清晰了，政府的职责到位了，激励机制也就有了。”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院长尹传贵代表说，九成医院是政府办的，但政府投入不到10%，管得却过细过杂。比如，基层医院想和大医院建立业务联系，让大医院专家来当技术后盾，大医院也想和基层医院实现人才、技术、设备、信息等共享，但卡就卡在有的地方把基层医院当成自己的自留地，宁可让其低水平运转也不让外来资源进入。他认为，只有体制机制改革启动了，公立医院改革才算是真正迈出了步伐。

　　■分功能设置公立医院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杨利霞委员认为，公立医院可以分为4类：每个市可以有3所～5所完全公益性的政府办医院，面向低收入人群，提供非营利性的“物美价廉”的服务，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医疗服务需求，政府要为这些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买单，医务人员实行公务员待遇，病人费用控制在医疗保险允许的范围内。每个省建2所～3所公立高端医院，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资金为辅，承担教学、科研、疑难疾病诊治、培训和对口帮扶基层医院等任务。杨利霞设想中的其他两类公立医院是公立妇、幼、老年保健院以及公立传染病、精神病医院等。


　　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脏科李小鹰教授代表认为，豪华的特需病房应当由民营医院而不是公立医院修建。要给民营医院政策与引导，分流不同层次需求的病人，高收入人群可以到各具特色的民营医院就诊，享受高层次商业医疗保险。

　　■考核要有“公益性”指标

　　“现在对医院和医生的考核评价，第一位的指标还是医院或科室的‘GDP’，这是不完善、不健全的。”来自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的孙保存委员说，在评价和考核医院和医生时，一定要把公益性指标加进去。“政府评价医院时要看医生是否给病人选择了最佳治疗方案，治疗效果和病人花费之间的比值是否合理，包括患者对医院的评价。医院也不能只看医生做了多少手术，看了多少病人，而是要考核医生的学术水平、治疗方案选择的合理性、有没有不正之风和为病人投入的时间精力等。”孙保存说，这种公益性评价要占相当大比例。

　　国家卫生计生委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委员说，他们医院已将“公益性”指标考核付诸实践，在所有临床、医技科室试行岗位质量绩效考核。把公益性功能、医疗质量、安全、效率及反应能力等若干方面指标列入了考核体系。

　　■处理好四个层次的人的问题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院长王静成代表认为，公立医院改革要处理好4个层次的有关“人”的问题。

　　培养基层人。也就是社区、乡镇等基层卫生机构缺乏群众信任的人才，不能给百姓“解渴”。这个问题一定要想办法解决，缓解公立大医院的改革压力。

　　管好自己人。这是医院自己应该做的，也是能做好的。例如门诊，病人一早晨挂号看一个专家，等到中午各种检查做完了，专家却下班了。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再比如，病人抱怨的排队大半天、问诊几分钟现象，我们能不能给专家配备资深护士或助手，让他们预先和病人深入交流？还有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我们做不到吗？办法多的是。例如，大型检查阳性率、进口药与高值耗材使用量排名公示、病历分析讨论，都有很强的约束力。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考核管理办法、医德医风考核，也都是抓手，关键看我们重视不重视。

　　沟通社会人。大医院能不能搞公众开放日活动，让大家知道原来护士的腿都跑肿了，原来很多医生带病为群众看病，原来费用问题并不是医院说了就算的。

　　开发领导人。医疗是民生大事，但不是一把手工程，很多国家政策到了下面就打了折扣。应该开发领导，把医改升格为一把手工程，否则很多事情协调不下来。最直接的例子，优质护理工程开展的前提是临床一线有足够的护士，床护比达到11，服务自然最好了，问题是编制、人员开支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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