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推动县级医院与城市三级医院开展远程医学活动，实现远程会诊、远程诊断、远程检查、远程教育和信息共享。

　　虽然国家卫生计生委一次性为各级会诊中心购买了设备，但其未来将以何种模式运营下去还有很多疑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金昌晓表示：“远程会诊虽然能够做起来，但这是国家扶持的项目，运行机制、运行模式和使用效率都还需要再探讨。”

　　GE医疗集团大中华副总裁兼医疗信息部总经理杨涛建议：“三甲大医院和地、县医院之间开展的远程会诊需要有运营方的出现，只有运营方出现以后，才能把收费模式、运行模式这些问题考虑清楚。”

　　重金投入

　　国家卫生计生委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指出：“我国的远程医疗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缺少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各级医疗机构的信息化程度差异很大，远程医疗成本高，技术设备陈旧、业务量少，开展得并不深入，社会效益也并不显著。”

　　随着医改的推进，我国远程医疗对于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作用毋庸置疑，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年初对于县级医院建设工作的安排，2011年，国家卫生计生委门将完成边远地区500所县级医院与城市三级医院的远程会诊系统建设。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加强县乡村区域的医疗服务网络建设和协同，促进纵向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使县级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辐射，提高县级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效率。

　　据记者了解，为了开展远程会诊，国家卫生计生委将建设省一级部属部管的医院作为大的远程会诊中心，每家医院选择2~3个省一级医院作为远程会诊的点。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梁铭会表示：“在远程医疗的推进过程中，普遍采取的是中央和地方两级投入的模式。一般对于国家级和省级远程会诊中心来说，至少会投入100万~200万元，而县级医院的远程会诊点也会获得一笔资金用于建设。”

　　对于拥有已经建设好的远程会诊中心的医院来说，远程会诊确实会给医院带来一些好处。

　　“我们医院除了本部以外，还有中央党校园区第二门诊部，在这个门诊部，医院就不配备医生，直接配技术员，拍好了片子直接传过来，这边的医生写好报告，再传回去。”金昌晓算了一笔账：“一个技术员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5000元，一个医生的收入是1万元，这样不在那里配备医生，钱就省下来了。”

　　如何盈利

　　目前，不少北京的大医院都和一些地方的县级医院建立了远程医疗会诊机制。

　　以北医三院为例，通过150万元的投资，目前该院已经和宝鸡、神木、府谷、子长的县级医院建立了远程会诊。然而，尽管会诊制度已经建立，但能否坚持下去却令人怀疑。

　　“建起来以后，一个礼拜也就开一两次机，能开3次机就很了不起了，如果不是支援基层的远程会诊，这个设备就不会运转。”金昌晓坦承。

　　对于开展远程医疗的院长们来说，远程会诊工作确实是一项“义务劳动”。而不少北京大医院也都吃过远程医疗的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流行过卫星远程会诊，当时一些医院尝试一个礼拜组织一次会诊，但是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

　　梁铭会表示：“大医院从会诊中挣不到钱，但是合作的县级医院却在当地收了钱，而且他们不愿意分利，因此，很多医院失去了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作为一种网络合作模式，无论是远程会诊还是远程手术，都需要建立一个良性的盈利模式，必须让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

　　金昌晓认为：“如果创造出一种模式和机制，让三甲医院的大夫愿意开展会诊工作，让老百姓愿意通过会诊进行治疗，让申请会诊的医院有积极性，形成良性运转机制，这也就能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给相关企业创造收益。对这种模式的研究和准备，我觉得势在必行。”

　　在梁铭会看来，盈利模式并非不可能，他指出：“现在已经有一些公司在政府计划体制之外，靠市场经济方式运作远程会诊部，比如云南和厦门一些地方的医院，已经能够实现盈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