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四十分，中日医院急诊科。张国强主任看了一眼等待采访的记者们，脚步却没有一丝停顿地向病房走去。

留下一堆记者在原地，张国强边走边说：“不是说好10点才采访的嘛。”

把记者撂在一边，是因为记挂着昨晚刚抢救成功的几个急危重症患者。急诊抢救室里已经人满为患，短短十几米的走廊，加了10张输液病床，抢救室门口也加了5张床，而抢救室里面，还有十多张床。

“我们急诊抢救室的床位是10张，每天要抢救40多人次。”10点多的时候，已经在急诊病房忙碌了3个多小时的张国强终于有时间回答记者提问。他嘱咐记者：“待会进抢救室，你们可千万别拍患者。”在他看来，保护患者隐私，照顾好患者的情绪非常重要。

上午阳光正好，抢救室除了机器的滴滴声，一切都仿佛岁月静好。可没人知道，昨夜这里经历过怎样的一番惊心动魄。

“今天早上刚抢救成功了一个25岁的姑娘，昨天下午2点多送来的时候她已经意识不清了，判断为胰腺炎，伴有代谢紊乱并发症，心律都160了。”急诊科副主任顾承东用平静的语气描述着昨夜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我们抢救了十几个小时，补钠、补液、做血液透析……今天早上，患者终于恢复了意识，循环情况稳定，转到ICU病房进行监护治疗。”

中日医院每年收治急诊病人18万余人次，抢救危重患者1万余人次，像这样的剧情每天都在上演，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抢救，在顾承东眼中是家常便饭。

在抢救室巡查一圈后，张国强又来到了重症监护室，他不放心1床的病人，是一位肺栓塞患者。这是极为凶险的危重症，是张国强和医生们接力似地轮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胸外按压才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

“通常心肺复苏只需做半小时，但我们觉得他有希望，所以大家拼全力让他恢复了心跳。”轻轻地靠近病人，张国强拿起听诊器仔细听诊，一边听一边看着监护仪上的数据。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急诊科的医生们没这样说，但他们一直在这样做。

最好的内功就是“忍”

张国强话不多，也不爱笑，按同事的说法，这样才能镇得住急诊科紧张繁忙的场面。

“当然遇到过医患纠纷。”张国强不爱看镜头，在记者的追问下，说起了当年的故事。

2007年，他刚当上急诊科主任的第一个晚上，一位老人抢救无效去世，当时老人的家属很激动，将老人的遗体搁置在抢救室不肯挪出来，甚至对医护人员动了手。

“我找到家属，和他们说，如果抢救过程中有何问题，医院肯定有人承担责任。至于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找第三方来评判。”看到家属情绪有所缓和，张国强又说：“现在这么晚，肯定不行，明天白天就能找人来做鉴定。你可以要求把所有医疗资料都封存，这都没有问题。但是首先我们要尊重去世的老人，不应该这样对待逝者。同时也要把抢救室让出来，不能耽误救治其他病人。”后来家属最终同意先将老人遗体送往太平间。

“医患双方都要换位思考，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正常的医患关系”张国强说。

正是这份同理心，让医护人员的“忍功”修炼得越来越好。

“有一次，一位带孩子来就医的家长，由于着急，直接把病历本扔在医生脸上。但这位医生仍然坚持回到岗位为患儿看病。”言语间，顾承东对受了委屈还在坚守医生责任的同事们非常心疼。

医患关系永远有说不完的话，聊开了之后，张国强谈了自己的经验，“要先稳定患者家属情绪，再找明白人说道理，就好办了”。

在急诊待了三十年，像张国强、顾承东这样的“老江湖”已经能很好地管控自己的情绪。然而在一些年轻的医护人员那里，有时难免会觉得委屈。

长着娃娃脸、穿着一身白色旗袍的护士杜涛今天不当班。说起自己前几天的一段经历，小姑娘还是有些难过。

“那天特别忙，我从早到晚上了一天班，很累了，最后快要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位老先生要输液。但当时病人特别多，有点忙不过来，我说‘请您稍等，我处理完这位病人马上过来’。家属却不耐烦了，劈头盖脸就开始冲我嚷嚷。我上了三年班，从来没在病人面前哭过，但当时又累又忙的我实在是憋不住了。”说话间，杜涛垂着头，一直捏着自己怀里的书包。

“我是真的为老人家担心，一直想加快速度，尽快处理完病人马上去帮助他，但最后家属还是甩了一句‘你就是态度不好’。”

在副护士长张华看来，杜涛的委屈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急救车送来病人，即使在空间、仪器和医护人员临时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把抢救放在第一位。如果床位紧张，医生和护士会用诊室做检查的诊床抬着病人去抢救室。如果抢救室满员，甚至会就地抢救。”张华也很无奈，急诊的入口没有收住，源源不断的病人涌过来，出口也不畅。很多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了，按理说应该去专科治疗，但是没有床位，病人也不愿意离开医院，原本非常有限的空间就愈发局促。

“甚至还有在急诊住院两年的老人家，就是不走。说这里这么好的资源，万一有问题随时可以抢救。连子女都不想让老太太回去。”张国强补充道。本应用于抢救危急重症患者的急诊医疗资源，被一些患者占用了很多。

“医护人员在很忙碌很紧张的状态下，有时解释的语言说得少，但这样会造成病人和家属的不理解。所以现在就算再忙，我也要好好和他沟通、解释，因为他是病人啊。”杜涛说。

平均年龄30岁，担的却是生死大任

急诊科像杜涛这样的80后挺多。“我们科室医护人员平均年龄30多岁，在医院是很年轻的科室。”护士长孙晔介绍。

“你们快采访一下这个男护士，他刚下班。”杜涛指着身边的小伙子，一笑露出两个小酒窝。

被点名的是急诊科的“男丁格尔”——男护士张路。小伙子穿着一件黑色紧身背心，露出结实的肌肉，倒像个学体育的大学生。“我们急诊总共80多个护士，加上我有9个男护士。”张路拼命强调自己的“不特殊”。

被问到为什么要做男护士这个在很多人看来比较“另类”的职业，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坦言：“因为当时觉得专业缺口大，好找工作。”作为男护士，在同事眼里，张路更有体力优势，抬病床，帮病人翻身更容易，遇事也更冷静。“家里人不知道我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但他们很支持我的工作。”

年轻人聚在一起总是叽叽喳喳，但是坐在旁边的郭晶却一言不发。“她昨晚刚上的大夜班，今天上午又参加培训，已经累坏了，只想着回去睡觉。”杜涛帮她解释说。

和郭晶一样，急诊室的医护人员最缺的就是休息。

抢救室里，张素巧医生正在向顾承东汇报病情。这位在急诊科工作快5年，已经当了8个月住院总医师的医生，一平均一天十几个小时都泡在医院里。

“我们每3天就要值一个24小时的班，从前一天的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查房、交班，往往下夜班的时间已经到上午10点多了。”小张医生一张娃娃脸，亮亮的眼睛总是乐呵呵的，她的老公现在深圳上班。为了不耽误工作，她把孩子送回了老家，一家三口分居三地。而她近期还面临着晋升考试和学术论文的压力。

对于“什么时候是你最开心的时候”的问题，急诊科医生和护士都表示是“把病人抢救成功的时刻。”

苦归苦，累归累，委屈归委屈，但当他们携手把患者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看到患者生命体征恢复正常的时候，杜涛和张素巧说那种感觉可以用“美妙”来形容。那一时刻的成就感会让他们觉得，所有的付出全部都是值得的。

关了机器，采访结束。杜涛小声和我们说，“现在工作是越来越忙，刚才我们４个护士，除了张华姐结婚早有孩子了，剩下3个都没有时间找对象。哎。”

记者手记：他们需要多一点理解

刘婧婷

“今天咱们尽量集中采访吧，抓紧时间”、“咱们脚步稍微加快一点，跟紧一点”、“中午吃饭时间一般就十分钟，有时候太忙就不顾上吃了，什么时候有空再吃”、“这几位护士正好刚下夜班，现在有空可以接受采访”......结束了再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的采访，医生、护士们的这些话语依旧冲击着我的耳膜，“紧张、忙碌、劳累”是我对急诊科工作最深刻的印象。

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很多患者对医生有不少的抱怨，然而，我们对他们又有多少理解呢？当你想要医生第一时间处理你的病情时，这时可能有更危重的病人比你更需要他。当你想要医生详细的、和颜悦色的为你问诊时，他可能已经连续工作了数个小时，连上洗手间和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在采访过程中，好几位医生、护士都表示，除了自己的的家属外，其他非医务工作者可能都很难理解他们的工作难度和强度。我确实感受到了他们渴望被理解的心情，要消除社会对医生的误解、缓和医患关系，媒体责任重大。

（文章来自2015年7月2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