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龄，1927年出生，河北人，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教授，曾任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北京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病理学杂志常务编委等。
早上8点，年逾九旬的王泰龄已经坐在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的办公室里，一边低头看显微镜，一边与学生交流着。她花白的头发梳得整齐，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说起话来思路清晰、要点明确，看上去比许多年轻人都精力充沛。

 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的王泰龄，已经在我国病理学事业上耕耘了70年，现年93岁的她，依然每日坚持工作，因为她对病理学、对患者、对手中的显微镜有着深沉而执着的热爱。

选择学医是家庭环境的熏陶

说起学医之路，王泰龄首先想到儿时的邻居——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内科教授、后来创建了内分泌科的刘世豪。她回忆说：“每年夏天，我们和刘教授两家人会去北戴河疗养，刘教授每次休假都要带好几箱书。后来，我到北京上中学，每个周末都住在刘教授家。他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

王泰龄出身教育世家，父亲是唐山一所中学校长，母亲是数学老师。哥哥王宝恩也学医，后来成了友谊医院的院长，是我国著名肝脏病学家、肝纤维化研究泰斗、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创始人兼第一任主任委员。

 成长环境的熏陶让王泰龄从小就坚定了学医的想法。1944年，她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1948年到协和做了住院医师。那时，王泰龄并没有想过要做基础研究，而是去了妇产科，跟随妇产科泰斗林巧稚教授学习。“林教授特别重视病理，会通过病人宫颈涂片的病理来判断病人内分泌的改变。每次林教授看完特诊，我都送宫颈涂片去做检测。做完手术，她会马上下楼看病理结果。我越来越意识到，病理科是各个临床学科的基础。后来，刘世豪教授也建议我做病理。”在前辈的指引与帮助下，王泰龄投身病理科，并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每天干活，就是知识的不断更新

王泰龄的病理老师是协和的胡正祥教授。有一天，胡正祥教授让她给学生讲炎症，王泰龄就将胡教授上课的内容照背了下来。胡教授知道后，非常不客气地让人从图书馆找来一推车文献资料，让她全部看完才能讲课。王泰龄说：“这个教训我印象特别深刻：只有自己弄明白了，才能教别人。胡教授让我讲肾脏，我就从肾脏的解剖、生理等各方面去查资料，读肾脏病的专著，所有临床可能涉及的问题我都要看完。这件事我记一辈子。”

 医学知识的更新速度非常快。做了近70年的病理研究，王泰龄还是觉得“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每天干活、不停工作，就是学习、更新知识的一种途径。诊断中遇到问题，她会查网上一些国外最新文献，她常打趣说：“图书馆跟我关系很好。比如我需要5篇文献文章，图书馆就帮我查出来发给我，我马上打印出来就看。”说完，她又小声解释道：“过去几十年总看荧光显微镜，时间长了，眼睛不行了，所以现在要打印出来看。”

 90多岁还依然坚持工作的王泰龄，除了对专业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希望用有限时间培养更多的肝病病理人才。“病理落后于临床需要，这是我最着急的。我们的病理学应该走在临床的前面。中国人口基数大，得哪种病的病人都不少，我们在病例数上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理论上我们的病理研究应该是和国外相当甚至领先于世界，但是在肝病领域，病理就落后于临床，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并且培养更多的医生。”王泰龄说。    

       “没做过尸检，叫什么病理大夫”

提起尸检，外行人都觉得很“可怕”，但对于医学生，尤其是病理学专业人士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没做过尸检，叫什么病理大夫？多经过几个尸检，所有的病都能够了解了。”王泰龄说，“我总想，在我死之前得把一件事办好，就是找机会在中日医院重新开展尸检。”

王泰龄对尸检的呼吁有多方面原因。首先，通过对尸体的病理解剖，可观察各大器官的病理变化，找出其主要病症、判断死亡原因，帮助临床检查各项诊断及医疗措施是否正确合理，总结经验，提高医疗水平。同时，还能积累教学及科学研究资料，发现传染病和新的疾病。所以，开展尸体病理解剖是促进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此外，病理学是主要的医学基础课程之一，而对于教学来讲，病理尸检则是理论联系实际全面认识疾病的良好学习方法。因此要学好病理学，必须重视病理尸检的实习。

值得欣慰的是，在王泰龄和其他专家的热切呼吁下，尸检已经在中日医院病理科重新开展起来。▲

新闻链接：王泰龄，一辈子献给了病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