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1日，我院组织全院新冠状病毒感染应对措施培训。当儿科医护人员参加了培训，我们感到这场战役即将在身边打响了。儿科作为14岁以下发热患者筛查的排头兵，作为一个有众多党员医护人员的科室，坚守岗位，责无旁贷。

身在北京这个人口频繁流动的大城市，作为儿科医师，我们深知儿童作为免疫系统发育不健全的个体，一旦感染，比成人更易出现重症甚至死亡病例，丝毫不敢松懈。科室一线人员都绷紧弦，上班前，大家会仔细梳理防护要点及疑似病例筛查流程。下班后，手机里不断地蹦出来自亲朋好友的防护嘱托和鼓励信息。两位主任在工作群里反复强调、及时更新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和管理流程。大家都觉的肩上的责任重大，我们决不能漏掉一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遇到发热的小患者家属，大家都会仔细询问流行病学史。

两位戴口罩的家长抱着一个熟睡的孩子来到我面前

2020年1月28日傍晚，因为出诊需要全套更换工作服及附加防护设备，我提前来到儿科急诊，穿戴好一次性隔离服、帽子、口罩、护目镜及手套，开始夜间急诊工作。特殊时期的儿科急诊比往年同期病人少了很多，虽然工作量比以前小，但是紧张程度却毫不逊色。大家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着疑似病人的到来。

晚上10点半左右，两位戴口罩的家长抱着一个熟睡的孩子来到我面前：“大夫，我们孩子发烧了。”

我警惕地问了一句：“你们去过机场火车站吗？”

“我们23号刚从湖北宜昌回来。”

宜昌，湖北的大城市之一，那里与武汉之间应该有人员流动，千万不能大意。

我接着问：“待了几天？”

“20天。”

20天！我心想，这个时间可不短，有风险！我要尽快把他们安排在隔离诊室。

我脑子里不断地重复着前两天反复记忆的疑似病人的诊断标准

“请跟我来”，我带着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了提前准备好的1号诊室，嘱咐他们“请稍等”。随后，立即告知儿科急诊护士，有可疑患者来了，大家必须马上做好防护，并告知住院总医师做好相关准备。我确认了自己的防护穿戴正确，就带好听诊器、压舌板、手电筒和甲乙流测试盒，准备进入隔离诊室。我心情又激动又紧张，脑子里不断地重复着前两天反复记忆的疑似病人的诊断标准。

进入房间后，我开始详细问诊。患儿及母亲1月4日乘飞机直达宜昌探亲，全程佩戴了口罩，到达宜昌后正常参加家庭聚会和户外活动，否认20天内接触过呼吸道感染病人。1月23日，母子飞机返回北京，在机场和飞机上全程佩戴口罩。返京后第二天患儿开始出现干咳，逐渐加重，就诊当天开始出现发热趋势，最高37.8摄氏度，精神尚可，食欲欠佳，没有呼吸困难的表现。母亲近几日也有咽痛症状，没有发热。父亲虽然没有同去湖北，但是近5日跟母子俩共同生活，有密切接触史，而且没有防护，目前没有明显不适。患儿在熟睡中，我留心看了看孩子是否有青紫、三凹这些明显呼吸困难的表现，还好，都没有。为了避免孩子哭闹影响查体准确性，我先进行了心肺查体，发现有呼吸音粗的表现，但没有明显的喘息，现在需要鉴别孩子是因为夜间熟睡还是精神不好，这是判断患儿的整体情况的重要信息。这也是我们儿科医生的难处，因为孩子不会准确表达，需要医生通过一些间接征象来判断。我仔细询问了家长孩子白天的表现，观察咽部查体时患儿的反应，判断孩子精神情况还好。这时到了危险性最高的操作环节——做鼻咽拭子，这是直接接触患者气溶胶的环节。虽然有防护，我心里还是小小地紧张。但我深知这是判断孩子可能病因的重点检查之一，一定要力求准确。我先告知家长接下来要做的甲乙流筛查需要采集患儿鼻深部分泌物进行快速检测，过程中患儿可能会觉得不适而乱动，家长要固定好患儿的头部和双手。家长表示理解充分配合。整个过程顺利。在等待甲乙流筛查结果的过程中，我又嘱咐家长及患儿都带好口罩，去完成末梢血常规及胸部CT的检查，并迅速回到到这个隔离诊室。

我们彼此都放下戒心，坦诚相待，站在同一战壕，一起为了守护孩子的健康战斗

我穿着防护服和患儿家长一起待在隔离诊室等待检查结果。这时，我看到孩子的妈妈一直紧锁眉头，表情凝重。我的孩子跟这个发热的孩子差不多大，我很理解这位母亲此时的心情，她一定很自责为什么带孩子回老家，为什么没有照顾好孩子，宁愿生病的是自己……我尽量安慰她：“您先别紧张，因为孩子有可疑的接触史，我们必须按流程筛查，但不一定是，待会儿还有专家会诊小组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孩子目前一般状况还好，即便是目前也不是重症，咱们等等结果”。孩子的爸爸也是低着头皱着眉看手机，他可能在担心：孩子不会真感染了吧，这几天我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没戴口罩，我会不会也被感染？

我跟孩子爸爸说：“您没什么不舒服吧？待会看看专家会诊的意见，咱们查查看，您多戴口罩，多喝水勤洗手，先观察看看”。正说着结果出来了，孩子的血常规显示血象不高，淋巴细胞不低，CRP正常，甲乙流及支原体检测阴性，CT 提示肺部有小斑片影，目前的结果和病史都符合疑似病人的纳入标准。我赶紧告诉护士打电话报告院总上报专家会诊小组。

我给患儿口服了一次阿奇霉素，自己继续待在屋子里跟患儿及家长自我隔离，顺便对他们做一下关于新冠病毒的宣教和科普，让他们获得正确的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信息，避免过度焦虑，这也是我们医生的这一阶段的工作内容之一，我不由地想起了那句“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患儿家长对我们医院专门为了疫情设立专家会诊小组的谨慎负责态度表示非常满意。在等待专家会诊小组的建议时，我也一直跟家长在隔离间聊疫情，聊防护，聊新冠病毒，聊在湖北的接触史……说实话，当时虽然穿着闷热的防护服、戴着紧压憋闷的护目镜、口罩，又和患者一家在一起，但我的心情竟然很舒畅。我们彼此都放下戒心，坦诚相待，站在同一战壕，一起为了守护孩子的健康战斗，此时，不就是我渴望的医患和谐状态吗？医生在用专业知识在为病人服务，患者对医生充满信任和尊重，如果我们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如此，该有多好……

（惠秦医师与患儿及家长共同隔离等待）

凌晨2点左右，专家会诊小组的反馈意见是：作为疑似病例，继续给患儿及家长筛查新冠病毒，收入隔离病房。接到指示后，我立刻按照流程开始着手准备，上报传染病卡，填写相关表格……

由于我院儿科没有专门的隔离病房，需要收治到成人隔离病区隔离观察，我科张莹护士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穿好隔离服迅速赶来给孩子采血。过程很顺利，采好血后，她妥善地处理了产生的医疗废物，跟我一起护送患儿来到呼吸中心住院病房。安置好患儿后，我们又嘱咐家长轮流到发热门诊进行相关筛查，有情况随时找护士跟我们联系。

（张莹护士与惠秦医师2名党员准备共同护送病人至隔离病房）

回到儿科急诊后，宗彦彦护士仔细消毒了等待期间患儿母亲使用过的卫生间，并给隔离诊室进行了台面地面以及空气的消毒，妥善处理了隔离服等相关医疗垃圾。我们在科室医疗群里汇报了患儿的有关情况。我科张琪主任、王琨蒂副主任和大家一直在关注患儿的处置情况及进展，并特此建立了“新冠儿科交接班群”，保证每个班都能顺利交接，滴水不漏。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为患儿采集了双份鼻咽拭子用于新冠病毒检测，同时进行的晨查房。患儿夜间没有再发热，干咳还是很剧烈，精神食欲尚可，嘱咐家长定时给孩子口服阿奇霉素及口服药物，耐心的等待结果。

下班后，我和两位接触过患儿的护士都在犹豫能不能回家，怕万一传染给家人，我和宗彦彦护士家里都有三岁的孩子和老人，张莹护士家有要中考的孩子……在医院处理完工作，洗完澡到了中午，我们商量后觉得采取了有效的防护措施，可以先回家单间隔离至结果出来。赵娟医生下午又进行了晚查房。患儿病情平稳。

晚上，患儿的第一次咽拭子筛查结果出来了：阴性！大家都松了口气。

第二天一早，孙芳医生又去给患儿进行了第二次咽拭子采集并查房。下午，许小菁医生又去进行了晚查房。晚上第二次结果出来，也是阴性。按照规定，患儿解除了隔离，回家口服药物观察。

(张莹护士为隔离间进行紫外线消毒)

但是在疫情面前，大家都高举双手说“我报名”

虽然此次直接接触这名患儿的医护人员就我们几位，但却牵动着全科人的心。大家一直在群里保持关注，时时追踪，让我们感受到团队的精诚团结。我和张莹护士都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在工作中应该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履行了党员的职责，尽全力把工作做到最好。遇到危险时，我们没有丝毫退缩的念头，觉得能够为控制疫情出一份力非常光荣。

疫情发生以来，科室同事们积极响应医院驰援武汉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医疗队。她们中，有参加过抗击非典的主任、护士，有身患多种慢性病的易感者，有年幼孩子的母亲，有尚未结婚的独生子女，甚至还有肿瘤术后的患者。但她们怕了吗？没有。

尽管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关于医患关系的负面消息，听到一些对医疗行业的误解声音，心情会变得低落，但是在疫情面前，大家都高举双手说“我报名”。不得不说，在面对患者的时候，每一位医务工作者，每一位党员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虽然每天的工作如履薄冰，虽然物资紧缺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不能怂，不能退，不能抱怨。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能够看淡生死。这，应该就是这份职业以及党员的身份带给我们的力量。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我们一直坚守在这里，守护着大家的健康。

（儿科的党员及群众纷纷报名驰援武汉）

儿科 惠秦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