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医院是一家老牌移植医院，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前后，我院肾移植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位居全国前列，如此闪耀的成绩背后，是一群默默耕耘的移植人。2007年以后，由于历史原因，肾移植数量大幅减少，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我在医院算是晚辈，对曾经从事移植工作的老师了解甚少。

首次听闻王萍老师大名是在2018年初，彼时我院已在大力开展肺移植工作。跟老大夫们聊天得知，王萍老师和黄小杰老师都是中日医院最早开展器官移植配型工作的先驱。在那个年代，年轻的王老师和黄老师就兢兢业业，随时等候临床科室的召唤，进行配型、淋巴毒检测、抗体检测等繁琐的移植前准备工作，经常深夜从家里赶来医院，从无怨言。

此后不久，肾移植工作也正式启动复苏，我得以与王老师相识。由于肺移植工作正迅猛发展，两位老师已应接不暇。毕竟年龄不饶人，加上我院移植事业经历了停滞期，医院已多年没有更新配型相关设备，申请新设备也需要较长的流程。两位老师还是使用传统手工方法，过程较长且需要付出大量的耐心、细心，必须要静得下心，沉得住气。但为了保证移植手术安全顺利地进行，王老师她们一如既往地执着、严谨，克服简陋的条件，全力配合好临床工作。当得知肾移植也要大力开展时，王老师的第一反应不是工作量将要增加了，不是加班将要变多了，也不是身体会更疲劳了，而是由衷地为肾移植工作重新启航感到高兴。我知道，这是一位老移植人真情的流露，是她心中对肾移植情结的释然。

正是这种情绪的流露，一下子就拉进了我跟王老师的关系，为接下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肾移植配型有其特殊性，不仅要有HLA配型，还需要在移植前做出淋巴细胞毒的检测结果。淋巴细胞毒检测的时效性特别强，血标本不能长时间放置，一旦收到标本，必须马上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王老师和黄老师基本上是24小时听班，一旦接到电话，即便是夜间或者节假日，也马上出发来到单位。有时为了等标本，干脆就在睡在办公室。连续几年的教学假都只得放弃。试验做久了腰酸背痛，脖子疼痛难忍，腕关节受损，两位老师就站着办公，戴上颈托，贴上膏药，咬牙坚持下来。有一次王老师做了个小手术，也因为不愿意耽误临床工作，术后第二天就照常来上班。

两位老师不仅日常工作做得好，也非常注重资料的收集归档，便于日后查找参考。参观两位老师的办公室可以看到，所有患者的配型情况按日期收集得整整齐齐，编号清楚明了，摆满了两大柜子。介绍这些资料时，两位老师露出了骄傲的微笑，这种职业精神真是让人动容。

3年多以来，两位老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没耽误过移植的临床工作。临近王萍老师退休的日子，我回忆往昔，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位老师挑灯夜战时疲劳的背影，是老师们风雨兼程来医院加班时坚毅的背影，是老师们整理样本资料时认真的背影，是老师们跟临床大夫反复核对信息时严谨的背影，是老师们为移植患者康复而放弃家人团聚时无私的背影……

“平凡而伟大”，这是我对王萍老师由衷的评价。无需华丽的语言，无需过多的修饰，王萍老师的身体力行就是对“平凡而伟大”最好的诠释。王萍老师的无私付出，已经在中日友好医院肾移植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必会载入史册。 

老骥伏枥，退休续谱夕阳曲；苍松傲雪，余生再唱春牛歌，祝愿王老师在退休的日子里，快乐安康！

                              泌尿外科-丁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