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1日，是第五个中国器官捐献日。目前，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已位居亚洲第1位、世界第2位。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5~2019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量分别为2766例、4080例、5146例、6302例和5818例。2015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量与亲属间活体捐献量相当，如今前者已经远超后者，甚至是两倍左右。

6月9日上午，器官移植后恢复顺利的患者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健步走”活动。受访者供图

“肝移植术后第四年，我开始筹备儿子的婚礼”

6月8日，来自山西的王女士给记者展示了她最近练瑜伽时拍的照片，极佳的身体柔韧度，让人很难想到她已经年过50，更难想到她在四年前曾接受过肝移植手术。

恢复顺利的王女士，展示瑜伽动作。受访者供图

“出院后，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尽情地享受生活，2019年开始继续练瑜伽。”王女士告诉记者，生病前她就心心念念想要练瑜伽，从手术中恢复，她就重拾了老爱好。

王女士一直认为自己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在几欲放弃治疗之际幸运地遇到了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朱志军主任;在被死神找上门前幸运地等到了肝源;手术后幸运地恢复顺利，没有受到并发症或后遗症的困扰。

2016年底，王女士的儿子张奕(化名)带着肝硬化晚期的母亲从山西到北京求医。“我们跑了好多家三甲医院，医生要么说做不了，要么给出的手术成功率都很低，连50%都不到。”张奕回忆，2017年1月，他在网上看到，北京友谊医院朱志军主任也是一位精通肝移植的医生，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挂上了他的门诊。

当时，张奕已经做好放弃治疗回老家的准备，但朱主任检查后，给出的手术成功率是90%!随后张奕在友谊医院附近租个了房子，一家人等待医院的手术通知。

这一等就是大半年，个子偏矮的王女士在久病之下体重只有60多斤，许多供肝对她而言都不合适。

转机出现在2017年8月15日，王女士忽然接到医院电话嘱咐她不要吃饭，“可能有合适肝源了”。

晚上九点，王女士又接到医院电话：“供肝太小，不适合你。”

希望骤然落空，张奕脑子也一阵阵发蒙，“整个人都被抽空了，我不停在想：‘还得再等多久啊?’……”

在等肝的半年多里，王女士至少发生了三次大出血，病危通知书都下了五六张。

晚上十一点，医院通知王女士去医院再次评估手术方案。“朱主任也知道，我母亲情况很危急，不能再拖下去，做了很多努力，把原本不可能的手术变成了可能。”张奕感激地说到。

8月15日也被一家人当做新生的日子，在死门关前走过几遭的王女士现在每天都在乐滋滋地逛街、练瑜伽，偶尔出门旅游，定期到北京找朱主任复查，“活着真好!当时哪敢想，能这样自在快乐的生活。”王女士感慨。

2021年，王女士已经开始为儿子筹备婚礼。而张奕和父亲则决定，去做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要救更多的人。

带着捐献者生的愿望，好好地活下去

“没事，让我站着说!”面对记者，68岁的侯大爷执意站着聊聊天儿。

年近古稀，侯大爷依然声音洪亮，他告诉记者，自己平日里能扛着八公斤哑铃做锻炼，一口气走十公里不费劲。让人很难想到，此时距离他做完肺移植手术仅有一年时间，距离他拔掉体外膜肺氧合(ECMO)，还不足一个月时间。

2020年5月，患有慢阻肺多年的侯大爷在中日医院接受了肺移植手术。他时不时提起中日医院肺移植科陈文慧医生的名字，他告诉记者，那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今年可能是因为空气污染，我出现了肺部感染，就到中日医院看急诊。”侯大爷告诉记者，急诊医生看到片子，脸色就变得凝重了，让他赶快把病情转告陈主任。

侯大爷不明就里，急诊医生直接拿过他的手机，拍了视频给陈主任发了过去。陈文慧主任看到视频，立刻给侯大爷回了电话：情况严重，立刻住院，去重症监护室!

“重症监护室，那不是病重的人才去的地方吗?”侯大爷还是毫不犹豫地直奔ICU，在他心里，陈主任的话是无条件相信的。

在ICU门口，侯大爷依旧气定神闲地扎起了马步，当医生来通知“患者”住院时，都没想到，眼前这个生龙活虎的老人家就是即将入住ICU的患者。

进了病房不久，侯大爷的情况便急剧恶化，很快只能靠ECMO维持生命。

在上15天ECMO后，侯大爷成功撤掉机器开始好转。陈文慧主任感慨，她查阅国内外论文资料，类似的病例最长的生存期只有19天，侯大爷的病情堪称奇迹。

第二次直面死神，侯大爷也想起了那位不知名的供体捐献者，他对着空气抱拳说到：“那位给我提供了肺的人，我只有感恩、感恩，再感恩!”

“我要好好活着，积极努力地活着!”他大声说道，是在说给自己听，也说给那位遗憾离世的器官捐献者听。

最高兴的时刻是看到患者的胆汁流出来了

一台移植手术时间可以很长，七八个小时的连续手术展现了医生的谨慎、精细与耐心;一台移植手术也可以很短，当死亡威胁近在眼前时，一小时左右完成移植则展现了医生的冷静、沉着与耐心。

中日友好医院普通外科主任杨志英在今年三月份就完成了一例高难度的肝移植手术，用不到一个小时为一位严重肝损伤患者换了新肝。

“换完新肝之后，胆汁就流出来了。肝脏医生最喜欢看到胆汁了，手术成功了。”杨志英主任仍然记得那一刻，手术台上所有医护人员都感到由衷开心：这说明，新的肝脏开始在患者体内焕发生机。

由于捐献者供体提供时间不定，移植团队的医生也要做到随时待命。在中日友好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周晓峰的记忆里，他和同事们已经在手术台上度过了无数个周末、“五一”、“国庆”甚至是春节。

2018年中秋节，科室里的医生都离开医院休假，周晓峰忽然接到通知，有一个肾脏分配给了一位正在中日医院等待移植的患者。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还在外地的周晓峰立刻掏出手机订了最近一班回京的飞机;另一位医生在驱车回辽宁的高速路上，立刻驶出最近的出口调头回京;由于供体肾脏在外地，科室里的研究生立刻买机票去供体所在医院取肾脏。

“取好肾脏后，回京航班延误，还好有器官转运绿色通道，航空公司很快帮忙协调了飞机，以最快的速度把肾脏转运到了北京，医院后勤保障部门车队早已在机场等候，手术室工作人员也全部在手术室待命。”周晓峰主任说到。

在鼓励全社会知晓、理解并参与器官捐献工作的同时，医生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器官移植的发展。

“在大爱捐献的供体中有部分肝脏因重度脂肪肝、原发疾病或感染等原因无法进行移植，造成部分供体浪费，我们正在以及未来要做的工作是，通过新的技术手段，进行体外脏器功能修复，让不能用的脏器变成可用。”杨志英主任表示，中日医院正在和广州中山大学何晓顺教授团队一起做离体器官修复工作，希望未来能在一南一北建立两个脏器修复中心，为移植工作提供更大助力。

“有些等待肾移植的患者，迟迟无法做手术的原因是仅仅因为凑不齐医疗费。”上海仁济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医师张明则联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同成立了仁济医院活体肾移植专项基金，医保报销与基金联合补助下，贫困家庭的医药费负担几乎是零。而他也在积极开展肾移植科普工作，倡导满足条件的家庭采用亲属间活体肾移植的方法挽救患者生命，不必再苦苦等待尸体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