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实践征文优秀文章]艰辛探索九十年 伟大辉煌九十年——试析“小康”之于中国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风雨90年,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许多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行列。在诸多经验教训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1]工农武装割据、持久战、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鲜活的名词必将被历史所铭记,其中“小康”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目标,同时也具有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和健康发展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化成为新的历史性征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小康”的概念,之后“小康”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代名词,并且成为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与此相适应地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内涵。
一、“小康”的提出
1953年,朝鲜战争的结束以及国内环境条件不断改善,新中国启动全方位的经济建设,中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9月23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2] 60年代,“科学文化现代化”取代了“交通运输现代化”,形式上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3],并设想在200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他指出: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种比较赋予一点的国家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到达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是也还是一个小康状态。不过, 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着急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现代化,从今年起元旦,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就是年代,”[5]可见当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目标并没有大转变。
十五大报告称,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小康”成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性质和地位已经开始转变,同时中国现代化进程表也得到了修正,20世纪末的中国发展目标抛弃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用词,而替换为“到达小康”。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做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在此报告中指出十六大大会的主题中提到,“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于此同时,还指出,“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6]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际上再次细化了中国发展目标,把“小康”的目标分为“基本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阶段,从而进一步拉长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在报告中,“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不仅被成为大会主题,而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正式确定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期限,“小康”趋于更完善和成熟。
二、“小康”之于中国
(一)政治意义
如同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众多概念一样,“现代化”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是西方社会语境下的概念界定。S·N·艾森斯塔德认为,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演变的过程”。[7]于是,西方国家和社会模式成为了“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西方国家无可厚非地成为主导现代化的硬性标准制定,包括经济指标、政治以及社会发展程度,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10个方面量化指标:
1.人均收入每年在3000美元以上;
2.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12%-15%;
3.非农业人口占70%以上;
4.服务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以上;
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
6.80%以上的人口识字,有文化;
7.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占适龄组青年总数的30%-35%;
8.平均寿命在60岁以上;
9.至少每800人有一名医生;
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如果以此为标准,尽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以10%速度增长,中国仍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目标。如果中国继续进行“现代化”的政治宣传,人们的社会期望必然会随着宣传不断地提升,现实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群体挫败感的产生与蔓延,进而可能危及到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尤其在共产主义信仰威信不断降低的时代背景下。
“小康”最早源出于《诗经》,并在《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性的阐述,此后“小康”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理想社会状态,所以“小康”具有身后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易于人们接受,便于广泛传播,从而更加具有生命力。“小康”完美地将中国人民期望与中国现代化的要求结合起来,既存在历史文化的继承,又体现了国家进步的方向。对于中国政治而言更为重要地是,“小康”以及之后提出地“全面小康”的概念细化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通过创造新概念巧妙地避免了政治承诺的失败,从来化解对政权合法性的冲击,反而可以借助“小康”阶段性成就振奋国民士气,成功地将经济绩效转换为政治合法性资源,有利于不断提升中共和政府的威信。
(二)经济意义
就其经济意义而言,“小康”较为成功地创造了一套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通过一系列指标界定中国现代化进程,其中包括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五大内容(如下图)。
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
指标类型 |
指 标 名 称 |
|
指标临界值 | ||
总计 |
共16项指标 |
单位 |
1980年 |
小康值 |
权数 |
一、经济水平 |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元 |
778 |
2500 |
14 |
二、物质生活 |
|
|
|
|
48 |
收入 |
2.人均收入水平 |
|
|
|
16 |
|
[1]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974 |
2400 |
6 |
|
[2]农民人均纯入 |
元 |
315 |
1200 |
10 |
居住 |
3.人均居住水平 |
|
|
|
12 |
|
[1]城镇人均使用面积 |
|
5.5 |
12 |
5 |
|
[2]农人均钢砖木结构住房面积 |
|
4.5 |
15 |
7 |
营养 |
4.人均蛋白质摄入量 |
克 |
50 |
75 |
6 |
交通 |
5.城乡交通状况 |
|
|
|
8 |
|
[1]城市每万人拥有铺路面积 |
|
2.8 |
8 |
3 |
|
[2]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 |
% |
50 |
85 |
5 |
结构 |
6.恩格尔系数 |
% |
60 |
50 |
6 |
三、人口素质 |
|
|
|
|
14 |
文化 |
7.成人识字率 |
% |
68 |
85 |
6 |
健康 |
8.人均预期寿命 |
岁 |
68 |
70 |
4 |
|
9.婴儿死亡率 |
‰ |
34.7 |
31 |
4 |
|
|
|
|
|
|
四、精神生活 |
|
|
|
|
10 |
|
10.教育娱乐支出比重 |
% |
3 |
11 |
5 |
|
11.电视机普及率 |
% |
11.9 |
100 |
5 |
|
|
|
|
|
|
五、生活环境 |
|
|
|
|
14 |
|
12.森林覆盖率 |
% |
12 |
15 |
7 |
|
13.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百分比 |
% |
|
100 |
7 |
总 计 |
共16项分指标 |
|
|
|
100 |
(注:表中价值量指标均按1990年价格计算。 此标准为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局联合提出并征求12个部委意见后,于1995年1月修改完成。
资料来源: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54476.htm)
除全国性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体系之外,还制订了“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和“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而且两种评价体系指标大相径庭,更具有操作性和代表性。与此同时各地方也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于是便构成出从城镇到农村、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的评价体系。
从中可以看出,“小康”概念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通过创建一套属于本国的话语体系,并借助此概念中国摆脱了西方“现代化”的链条,拓宽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活动空间,使中国的经济建设更加具有自主性,避免外在压力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干扰,从容地面对一系列相关的经济问题,甚至是社会、政治性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小康”卸下中国经济建设过重外在负担,为中国建设设置了一整套完善的保护性外壳,使得中国发展更有余地,但同时也割裂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对比性联系,减少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刺激程度,大概上会降低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模范性效用,这也就需要中共和中国政府更多地政治智慧和更高地执政水平。
(三)健康发展意义
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观念表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撰写了一份题为《全国社会和谐稳定形势调查报告——2006年全国社会和谐稳定问题抽样调查分析》的报告显示,“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的符合率仅为68.3,处于调查项的倒数第三位。
社会观念的变化本质上要求从新划定利益的边界,而这一要求往往意味着人们政治参与的提高,即维护、争取自身利益和权利,社会矛盾也就会不断涌现,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中共和中国政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调整社会政策,保证经济、社会良性运转,切实维护人们的根本利益,保持国家政策的自主性,以防止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和蔓延。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0年,集体上访的数量占全国信访总量的56.5%。[8]今年11月以来,重庆城区、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和广东汕头等地发生地一连串出租车罢运事件也暴露出中国发展过程中问题。
从上述“小康”评价指标中,我们可以看出“小康”的发展意义,即经济发展更具有人性关怀,不再追求硬性经济总量。从某种层面而言,“小康”与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相关性。《小康》杂志社研究部提出了十点“小康指数”,即饮食小康、居住小康、生态小康、生命小康、职教小康、消费小康、平安小康、信用小康、公共服务小康以及快乐小康,十点“小康指数”更加侧重“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与以往发展目标显著不同的是,“小康”指标更为细致化,把国民福利期望数据化、具体化,抛弃过去类似政策笼统性的弊病,本质上更具有吸引力。
三、“小康”与中国政治制度改革
不可否认,“小康”是一个综合性国家发展战略,但是仅究其“小康”概念而言,经济内涵大于政治内涵,然而社会转型更多表现出社会性和政治性,“小康”突出了政治民主化内涵,或者在此概念之下从新界定一种政治民主化概念,不然其包容性会不断降低,地位也会受到动摇。L·T·怀特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在某些意义上也是独立的变量。[9]
根据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经济不断发展必然要求政治制度地不断改善,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于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有较多经济改革逐渐性的特征,从而注定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层次性、渐进性。同时,政治制度改革又是一个庞杂且宏大工程,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层次性,既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调法律、规章,同时又要不断适时调整各项制度。从目前的状态和可预期时间来看,“小康”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小康”更具有行政民主化成分,其次便是有助于政治共识的形成和培养。
首先,“小康”与行政民主[10]的关切。从系统论角度看,政府由两大因素构成,一是合法性,即权力来源问题;二是权力的使用,主要指行政的民主和社会的正义。当前,最为急迫且难度最小的便是行政民主,不断提高中共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切实坚强行政监督,充分保证人们正当利益,进一步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古代“小康”设计中,当权者应该“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11]中共可以将行政民主与古代思想结合起来,既有历史和社会基础,更能将中共宗旨落实到实处,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其次,“小康”与中国政治共识。“现代社会高度依赖于它的公民的各种形式的承认与合作,以致于国际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获得种承认的能力”。[12]同时,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仍然需要公民的“承认与合作”,也就是指政治共识的形成。按照伊斯顿的说法,政治共识分为三个层次:共同体层次的共识(基本共识)、政体层次共识(程序共识)以及政策层次的共识(政策共识)。[13]毫无政治共识只是简单地满足日益扩张的政治参与的盲目性政治民主化推进的成本是难以估算的,失败的后果可能将摧毁整个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经济成就。然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内容,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地最终要求。
从某种角度看,目前为止,“小康”是最可能形成政治共识的聚合点,包括共同体层次、政体层次和政策层次三个方面,但是政体共识是最为薄弱的,因为在“小康”概念中的政体层次共识没有完全成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和模糊性。不过,“小康”大致上可以较为成功地整合共同体层次和政策层次的共识,这就为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及提供坚实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必然是民主化,而且民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但是从现实政治来看,大量简单移植西方民主国家不仅没有实现最初臆想的经济繁荣,反而连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都无法保证。中国必须从中汲取营养,在尊重具体国情的基础上,以完善的宪政制度为保障,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进程,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对于中国而言,制度建设的次序选择才是最为根本,而行政过程的民主化则更为迫切,除此之外法治的完善仍是优于民主推行,优质民主总是建立在良好法治基础之上。[1]《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秘书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3页。
[3]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4]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
[5]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6]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选选编中共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5页。
[7] [美]艾森斯塔德:社会的进化与发展.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8] 麻宝斌:新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政治参与.政治学研究,2005(2)
[9]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
[10] 参见:景跃进:行政民主:意义与局限——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启示.浙江社会科学,2003(1)
[11] 《礼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12] [美]C·E·布莱克,景跃进、张静译,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13] [美]乔·萨托利,冯克利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