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聚焦|《生命时报》采访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主任、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主任卢清君：线上诊疗惠及千家万户
受访专家：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公室主任 卢清君
本报记者 高阳
编者的话：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信息化。目前，互联网已进入国家战略，也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在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卢清君看来，互联网医疗发展这十年，从自由发展到良性有序，拓宽应用场景，促进分级诊疗，为“健康中国”战略落地和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提供了有力支撑。
政策引导，逐渐有章可循
在卢清君看来，现在互联网医疗仍存在一些问题：1.需重新进行合规性调整和规划设计；2.角色定位尚不清晰，缺少经验借鉴；3.部分细节没有完全疏通，如病例共享、跨区域医疗报销等问题，仍存在一定壁垒；4.技术转化有待突破，技术开发成熟度不够，配套技术不完善；5.互联网诊疗需求有待细化。
“互联网医疗正式启动要从2012年说起。”卢清君介绍，当时国家在多地开展远程医疗试点工程，谨慎推进互联网医疗。但市场发展却是另一番景象。互联网企业凭借技术加快向医疗领域渗透，多家互联网医疗企业相继创立，进入自由发展阶段，有的预约挂号、有的在线复诊、有的在线售药，但缺乏监管，存在诸多风险，炒作了概念，也带来很多偏差。
基于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2014年公布《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2015年国务院公布《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远程医疗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远程医疗模式必须是机构与机构之间、机构与患者之间的服务行为；另一方面，希望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分级诊疗。卢清君表示，虽然当时还没正式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和准入条件的规章制度，在管理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这是新生事物发展必经的探索阶段。
2018年是个转折点。这年，国务院公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了“互联网+医疗”的准入形式，必须经属地卫健委审批。卢清君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允许依托公立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由此互联网医疗进入政策引导阶段并快速发展。
2022年6月，《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出台，规定互联网医院只能针对“线下已确诊的病例”进行诊疗。卢清君表示，这明确了互联网诊疗的边界、红线，防范了可能发生的腐败，也让更多没有建立互联网医疗的医院，有章可循去建设、修改、完善。
“回顾过去十年，是互联网医疗打基础的十年，也可以说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十年。” 卢清君说，如今互联网医疗有了治理、准入体系，全国互联网诊疗监管日趋同质化，已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医院发力，注入核心资源
今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在线医疗用户达2.98亿人，占整体网民的28.9%，用户规模创下新高。卢清君说，当前互联网医疗服务有两大主力：一是由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主导建设运营，主要通过本院医生为本院患者提供相关服务（称“公立互联网医院”）；二是企业主导建设的互联网平台，吸引不同医院的医生入驻，为用户服务（称“第三方平台”）。
在互联网医疗发展初期，第三方平台主要以在线挂号、咨询问诊、医生工具、健康资讯等为切入点。例如，2010年“挂号网”（微医前身）成立，2011年“春雨医生”成立，2014年“平安好医生”成立。当时，已有网络医院、云医院等互联网医疗场景出现，在局部地区探索通过社区医疗中心、药店等就诊点进行网络问诊开方和购药，通过互联网进行家庭医生签约和服务。
2015年，国内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成立，开创了在线预约、远程诊疗、在线处方、药品配送、在线支付等一系列融合式创新医疗服务的先河。2017年3月，银川市政府启动互联网医疗产业项目，15家互联网医院集体签约入驻，以互联网医疗为抓手促进分级诊疗，形成“网上医联体”。
卢清君说，这一时期，第三方平台的探索意义重大，成绩可圈可点。它们为互联网医疗带来概念上的更新，教育公众接受新的技术和服务模式，在健康促进上发挥很大的宣传作用，还带动了可穿戴设备和智能终端普及，为将来的互联网诊疗提供了业态图景和技术支撑。
“当然，有些企业也走了一些弯路，最终没能活下来。”卢清君说，2018年以前，互联网医疗以企业探索为主，公立医院参与较少；2018年以后，公立医院参与进来，为这个领域注入了核心的医疗资源，将优质专家、学科资源、双向转诊、救治渠道等带到互联网领域，注入新的活力，使互联网医疗的开放深度和融合程度不断扩大。据统计，全国互联网医院从2018年的100多家，发展到如今的1700多家。其中公立互联网医院在全国互联网医院中约占70%。
技术升级，扩大覆盖范围
从2016年开始，卫健委推动医联体建设，2020年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互联网与医联体的结合能实现上级医院对下级的临床协助、双向转诊、医疗服务同质化等。卢清君评价，互联网医疗在慢病管理、健康扶贫、分级诊疗、对口帮扶等诸多领域发挥作用，它让医疗帮扶变成一种日常的行为，为基层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技术升级扩大覆盖率。卢清君说，5G、人工智能和互联网诊疗平台对接，实现云平台和中央辐射模式，用很少的技术资源部署，辐射更大基层范围。现代通信技术与互联网医院结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高基层医疗机构能力。
降低远程医疗成本。十年前，医生和患者都必须跑到特定的远程诊疗室内，现在用手机视频就可以实现“面对面”对话。硬件设施的成本降低几百倍，大幅减少了患者的诊疗成本。
家门口看病更便捷。卢清君回忆，十年前，贵州省互联网医疗只能铺设到县级医院，现在可以到村、到家、到个人。“从就诊数据看，分级诊疗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他举例，十年前全北京市门诊量的70%来自外地患者，远程医疗带动了各地诊疗水平提升，现在很多外地患者在家乡就能接受治疗，不必再到北京大医院来看病。
疫情期间，无论是公立互联网医院还是第三方平台，都体现出强大的技术优势：一是起到民生保障的作用，提供物资供应和就医的便利；二是为封控区和隔离酒店提供咨询服务，最大限度减少人员的流动。
数据共享，谋求长远发展
过去十年，互联网医疗发展如火如荼，但近一年来规模扩张放缓。卢清君认为，经历过热潮，如今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疗机构，都在谨慎地考虑今后的发展方向。
在卢清君看来，现在互联网医疗仍存在一些问题：1.需重新进行合规性调整和规划设计；2.角色定位尚不清晰，缺少经验借鉴；3.部分细节没有完全疏通，如病例共享、跨区域医疗报销等问题，仍存在一定壁垒；4.技术转化有待突破，技术开发成熟度不够，配套技术不完善；5.互联网诊疗需求有待细化。
医疗数据共享，是未来三年亟需解决的问题。卢清君表示，互联网医疗的管理、授权、安全、权利和义务的保障，都需要破题。今年，国家网信办牵头16部委开展区块链应用试点项目，中日医院牵头的试点项目重点对居民医疗健康数据认证、授权和分享提供技术和管理体系探索。未来，居民可通过唯一的身份索引，实现个人病例全国范围内汇集、调用和共享，进一步便利患者的诊疗过程。“如果能实现医疗数据共享，那么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患者来说，看病更加方便，用手机便可一键掌握。” ▲
专家小传：卢清君，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公室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医疗健康专委会主任委员。
